[1] 在尼采等谱系学家看来“出现”（Entstehung）和“起源”（Ursprung）是不同的，简单说来，尼采认为寻求起源就是寻求事物本质，寻求已经为“是”的东西。但是不信奉形而上学的谱系学家认为事物没有本质，事物、理论在偶然中产生的，是在个人间的斗争中产生的。尼采认为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这体现了一种研究方法的不同。见《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福柯著，苏力译，李猛校。http://bbs.law.ytu.edu.cn/dispbbs.asp?boardID=62&ID=9063&page=1

[2] 卢梭在《爱弥尔》中也认为《理想国》是极好的教育学著作，当然是一部公共教育学著作。见[法]卢梭著，《爱弥尔》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页11。

[3][法]卢梭著，《爱弥尔》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页7—12。

[4] “规范化的训练”，此词语来源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的一本书名《规训与惩罚》，译者刘北成、杨远婴在后记中说本书英文名为Discipline and Punish，这个词语可以做名次也可作动词使用，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诫等多种意思。因此，他们揣摩词义，杜撰了“规训”一词，取自于“规范化的训练”。我在思考“理想国”时，感觉到其公民也处在“规范化的训练”之中，故借用这个短语，并说明其所蕴含的意义。此段话见于《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375—376。

[5] 柏拉图强调国家的作用固然与当时的背景相关，即当时国家成为以强权为基础，有利于强者的政治实体，政治权威丧失。但是自柏氏以后乃至近代的政治学说中，一直都在尊重或者承认政府的作用，而事实上国家一直存在并其主要作用，无政府主义只是少数。

[6] 这个名词是我自己杜撰，其恰当与否还是有待证明的。

[7] 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今读论语
《论语•学而第一》
原文：1．9 曾子曰：“慎重，追远，民德归厚矣。”
1．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记：传统（tradition）的作用尽显于此，试从语言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
传统是什么？是standards，是literature的沉淀。古拉丁文tradere，有递送交付之意，再次与演变中，逐渐有了被动的意涵，如“唯一真实的教义”（the trewe tradicion）继续的演变由文献我们可知“老歌经由传承”（tradition），从祖先那里流传而来。此时tradition的主体是祖先。于是敬意与责任这一意涵与tradition联系在了一起。检视这一语言流变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民族或群体的思想演化史，然而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因为tradition本就是指“在进展中的过程”（active process）。
 或许曾子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运用极其高明和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传承或者传统所具有的过程性而不是结果。这不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而是一种运筹帷幄的必胜信心。因为只要过程做好了，结果（民德归厚、政治清明、皇朝永固）是必然的，这是一种高明的治国之策，现在谁还有这种眼光和见识呢？不多见。
 我们的宪法其序言介绍了我们近百年的历史，之所以这么冗长，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运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宪法是我们的长辈浴血奋战而来的，宪法含着他们的精神。因此，有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尊敬和服从这部宪法。
 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具有无可比拟的正当性。那么当tradition遭遇到了modern，结果又是怎么样呢？在现在的话语趋势里，我们发现守旧、墨守成规、封建，等具有价值判断的词语与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凡是不符合modern的，统统不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那么可以说，tradition一败涂地。文革时期，“破四旧”，毁坏了多少文化遗产，对于传统的不尊重，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尊重，必然是我们流离失所。我们这个时代，“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如日中天，创新更是如火如荼，殊不知，“现代化的陷阱”（借用河清涟的一本书名）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慎矣慎矣。
 其实，若论及传统还可以由心理学的角度切入，tradition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情感寄托体，这类似于一种宗教式的寄托，没有了tradition，就像是上帝的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无人照看的孤儿，或者说，我们会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到了那个时候，民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周国平说，无论一个人年龄多大，死了父母，他便成了一个孤儿。
上面的论述是专谈传统的作用，由整体的角度切入，下文我将分析构成传统的某些要素，或者说有微观的角度来说明。
李泽厚认为之所以对传统保持尊重和敬意，是因为“保存本民族的生存经验”。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是来之不易的，不仅如此在民族的生存中，经验已经暗合了民族的呼吸之理，一仰一息之间，无不暗合妙理。因此，传统不得轻易变更，这正如中医用药，妙在理和养。传统一旦要去人为变更，那么就必然抛却以往的生存经验和民族文化，那么重构一种文化和积累一种新的经验动辄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在这几百年里，这个民族的人民必将生活在一种心理孤寂期，有一种流离失所之感，无所依归之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批卫道者，他们撼守着自己的信仰。如前辈先贤梁漱溟在面对打击时，对毛泽东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文化总需要人去坚守。
 我们现在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改革都翻了同样的毛病，或许是因为一百多年前的创痛太剧烈了，直到今日我们还隐隐作痛。可能当时的失败让我们无颜去回顾，往事不堪回首。然而我们矫枉过正了，我们西化，改革甚至革命我们想用新的东来富强我们。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结果只是，该走得已经走了，该到来的尚未到来。于是现在我们有点类似于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里的翠翠，盼望着情郎的归来。难道真如书中的最后一句吗？“心爱的人啊，也许明天就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王安石变法革新，戊戌变法，董仲舒尊儒，王莽改革，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三次革命，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够了不用再举例子了，这些改革都无一例外受到了阻力。这些阻力有些起了正面的作用有些是负面作用。但是且看我们是如何看待负面阻力的，保守派、顽固派等等，但是对于那些其正面作用的阻力我们会说他们力挽狂澜，同是阻力因我们现在的评判标准而有性质上的不同。何其悲也，现代人在制造一个一个的悲剧，阻力本身是无所谓正错的，因为实行这些阻力是一种文化的感召。请价值判断远离！
 改革，从来都是迅疾和成本巨大的；改革，易于推毁一些东西，而很难重建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保守派、顽固派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然而它们只是幕后的英雄，或者说一群反面角色的扮演者，他们的寂寞有谁知道。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和不公正的。
 想起安妮宝贝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她比烟花还寂寞》。仅以这些文字祭奠这些被唾骂的英雄，不管如何，我尊敬他们，同时也为了祭奠我心中的寂寞在那些“对影成三人”的日子里。

该是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
           ——谈谈我们的这届社团及南街村之行
当你一页一页的将这本报告文集翻到这里的时候，无论你是仔细阅读还是随意浏览，无论你是夸奖还是批评，我都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因为，你陪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份历程。你知道在我写这篇文章这个后记的时候心情是如何的激动吗？你愿意与我一起分享这份激动吗？因为我即将叙述这份激动。
一直以来我已经和三农社团血肉相连了，等到真正离开的时候才知道分离是切在眼前了，分离是如此痛苦的一个字眼。此时我边听着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边写着这篇后记，耳旁想起了这样的词句：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真的，三农社团对于我们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句号的作用充其量是结束一个句子，但是，相对于一篇文章，一个句子又显得多么渺小呢？而且，我们有自信让我们这届社团所演绎的句子成为优美的词句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这个句子已经写成。
                       一 社团和我们的这个时代
一年以来，我们听到最多的批评。扑头盖面的批评，来自于老师，来自于我们的上一届，来自于我们内部，来自于已经退社的朋友，来自于同学。批评似乎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批评官员腐败，批评社会风气日下，批评……
一直以来，我想叙述一下我们这个转型的时代和这个转型的社团。我发现这两者之间是如此的有共同性。转型是这个时代的共同特征。没有一个人和一个事物可以脱离它的时代而独立存在，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的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转型时期的人们是痛苦的，因为这个时候，群体没有共同的信仰，正如我们的这个时代各种思想混杂，不同的评判标准存在着，批评也各自为政。也正如我们的这个社团，当我们从第一届手中接过这个社团的时候，它也面临着种种困难，面临着道路的去从，我们是继续以往的那重视实践注重活动而轻于思考和研究的方式还是另辟途径？那种方式在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面对种种问题，我们唯一感觉到的是束手无力。然而三农社团是一个以实践为主的社团，这样一个转型会使它失去自己的特色，而一旦转型失败我们也会成为罪人。正如中国的当代，从一百年前就开始救亡图存到现在的富强。整个社会一直处在一种高压紧绷的状态，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改变自己。转型这个时代的音调。
于是，我们转型了，于是批评接踵而至。或许现在这个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我想我们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全国多所三农社团中，一年的时间里，几乎绝大多数社团都已经消亡了。而烟台大学法学院“心系三农学社”仍然存在并在一年的时间里举行了很多活动。
所有的困境来源于这个社会，因为三农学社直面的是当今社会的“三农”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大问题，以往的我们那些做法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偏离了这一点。以往的那些做法太肤浅，更多的只是意气之争。而我们是做事的，我们必须计算成本收益。我们也发现在全国的其他三农社团中，存在着好走险路的调子，认为任何困难都要去努力抗争，全然不管成本收益。因为，走险路才能显示出我们不怕困难，但是我们不是为扬名而成立的，我们是踏踏实实为农民做事的。
我们一直在询问：我们能做什么？
               二 社团vs南街村vs我们的这个时代
我们去思考“三农”问题的由来始末，我们去思考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试着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由微观的层面去看待这些问题。当我们思考成熟一点的时候，我们将眼光放在了南街村，我们想去看一下这个村子是如何面对南街村问题的（而不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因为南街村并没有解决三农问题）。
我曾说过，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的印记。南街村选择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完成了致富的第一步。然而，异类的出现总是招受非议的。南街村受到了各方个面的批评和赞扬。或许一切评价还来得太早，因为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论定”。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一个学者或者政治家有能力能做出公正和准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说要多元化发展，当对事情的评价“横看成岭侧成峰”时，我们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这统统是我们能力不够的表现，是我们这些学者和政治家对我们这个民族所负的一笔债。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是在一个试错的过程中过活。我们也许真的必须像邓小平说得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件事情例外。我们三农社团、南街村、我们的这个时代，都是这样。因此，我们的转型受到了各方个面的批评，南街村受到了各方个面的批评，我们的这个时代在遭受我们的指责。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时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认为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
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三         结语
生活于此时代的人，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记得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面对人们的评价即说他为“后现代主义者”时说，所有这些不同，都“是为了充实自己，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为了中国学者能在同外国学者相遇时进行多层面的交流。”从这个层面讲，最后他说“这一代学人都是现代主义者”。
无可避免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且不论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历史使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面对这个历史使命，这一代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方式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方式多种多样，面多这众多的方式，我们需要宽容的对待，需要理性的审视（但是，我反对康德的理性主义）。
我们旧有的文化体系已经破裂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这一代要重建这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碰上了个人发展的最好机会。这个民族的历史等着我们去书写。
努力吧，我的朋友们！
随着我的这片后记，南街村之行结束了。不知道人们如何评价。旅游观光？作秀？和上一届的千里骑车我们的确舒服一些，但是每天最多只睡六个小时，顶着烈日。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故意吃苦，而且我们的确做事情了。
面对指责，我想起了那句话，我们是一个演员吗？我们有没有必要对观众负责？
　　　　　　　　　　　　　　　　　　
　　　　　　　　　　　　　　　　　刘功瑞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６日于烟大

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活



 我们应该怎样过活？或者说应该以一种怎样的人生状态过活？这是我自从南街村回来之后一直考虑的问题。

 在南街村之时，我曾与朋友戏言，就算让我住狗窝，我也不住南街村。。虽是戏言，但这表明了我内心的切实感受。在南街村的那几天，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内心冲突之中。紧张来源于鲜明的对比。因为我不习惯或者不喜欢南街村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想过一种真的生活。

 诗人林薇音曾有一首诗言道，无论生活怎样，你都要保持那份真。何所谓真，何所谓真的生活？

那就是真性情，保持心灵的自由。

在南街村的那几天，触目的只有毛泽东语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生活怎么能只有一种思想支配呢？其实，我反感的或者感到恐惧的不是毛泽东语录，而是只有毛泽东语录。一种思想的笼罩其结果只能是万马齐喑。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万能的，无所不包的。而在南街村，我却听到了这样的论调。漫长的中世纪，万古的黑夜。这样的生活岂不可悲和可怕？

多年以前，几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哲尼采先生借助查拉斯图特拉的口宣判了上帝的死刑。于是，独裁的出现和长久存在成为不可能。而我们也可以过一种让自己的思想得以存在和传播的生活。于是，个人的价值得到了体现，人也有了自己的灵魂，不再是木偶，不再机械的生活。其实因为人非robert。人应该过一种由他自己灵魂倾注，并起作用的生活。因为这样才是属于“他”的生活。

在南街村，我感到一股无处不在的权力在起作用。规则的众多让我感到了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似乎一不留神，就会有一道严厉的目光射过来。其实，这是一种权力的作用的结果。

人的生命在于活生生的肉体的维持，那么对权力渴望的人，其实隐含着支配着这种维持的意图。人有时是最可怕的。于是，人们不厌其烦的制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规则制度，以求达到整齐划一。希望所有的人变成一个人，于是统治也变得轻松起来。这样的规则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法律。他所导致的最后结果或者说是最后产物是——透明人。记得古龙在小说《小李飞刀》写到五毒童子，他有一种毒药叫做“极乐水晶”，吃了这种毒药之后，全身会逐渐变得像水晶一样透明，身体的血脉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种毒药写出了五毒童子的疯狂的变态的心理，妄图将人的所有特征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以达到震慑的效果。因此，我说，他该死更因为他发明了这种毒药。我觉得人没有权力去支配别人，谁也没有这个权力，除非是法律。没有人有权力去控制别人的生长发展，更没有权力去左右他人的思想。我们能信仰的只有经正当程序制定的的法律，除此之外我们是自己的主宰。而在南街村，我看不到别的思想存在，就连上小学的学生都要背诵老三篇，而且是只背诵老三篇。学校在南街村是用来培养为南街村的建设而服务的人。这是一种悲哀。学校不是用来培养一种思想的奴隶，学校应该是各种思想的争鸣地。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说：权力即话语。是的，谁掌握了权力，谁就会为自己宣传。然而，这种权力的掌控者和那些为了争食的畜牲什么区别。伟大的领导者应该应该是保持思想多元发展的。当权力变成了话语，话语也变成了权力。学校成了生产话语和权力的的工厂。

还记得福柯分析学校的起源，作为管制异教徒的场所。而如今，学校成了不培养异教徒的场所，不同的形式，一个实质。

我想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和一个本分的人，但是我也是一个想保持住自我的人，我想拥有自己的生活，而这个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眼睛的注视。否则我可能会窒息。很多的时候，我如同我所敬佩和尊重的王小波先生笔下的“沉默的大多数”一样，沉默的过活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也记着前辈先贤梁漱溟先生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我想做一个自由的人，能够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而不必像在南街村一样，情感的剧烈变化都会引来村领导的关注。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下生存了太长时间了，难道我们继续这种沉默的生活？夫妻之间的吵闹是正常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也希望和妻子吵吵闹闹的过完我们这一辈子，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有生机，才是生活。而在南街村吵架却会影响到我们的一日三餐能否吃到。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或许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规矩”的人。

我不是很了解那些当政者的心理。我不清楚他们的宏伟蓝图，不清楚他们要把人们带向的理想国度是否存在。但是我却知道这个世界有一种妄人，他们妄图构造一个“理想国”，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停的对人民进行灌输。然而，王小波在《理想国与哲人王》这篇文章中写到了这种人的自大，以及不可理喻。写到了他们的权利欲望，写到了他们妄图将别人置于自己的辖下。在南街村我也看到了这样的遗迹。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那些哲学家的宏伟蓝图与我无关，于是我不希望在他们的辖下生存。

我只想做我自己，过一种真的生活。而不想成为某些人的试验品。

解读南街村
                        ——对其现行制度的分析

本文是针对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的一次分析，南街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分田到户大潮中，毅然将分给农民的田地收归集体所有，然后在随后的几年内，建立的一个公有制的小型农村区域。其运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实行公有制，对内部村民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1998年，南街村生产总值达18亿，利税达1亿。

本文是对这个村现行制度的一次分析论证，所使用的材料是我在南街村进行实地调查时所得。本文试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南街村现行制度为什么会存在

二：南街村现行制度对其村民起了何等的作用

文章的所有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始终把南街村作为一个“城邦”[①]来分析，而不是一个农村。之所以如此，相对于其他农村，南街村的意识形态统治更为强烈和突出，其具有的政治性更浓一些[②]。南街村内部设有专门的司法、税务、工商、公安等机构，还设有专职的民兵连，负责保护村子的安全。因此，南街村更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城邦”，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和经济上独立性。

               一   为什么走公有制的道路

南街村现行制度为什么会存在？这一问题包含着两个小问题：1 南街村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模式。2 这种模式给予什么样的优势或特点会发展到今天。

关于第一个问题，人们的多数解释是南街村人认识到集体的好处，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给人们带来的益处[③]。但是，我想做一下回归，真切的回到事件发生的那一时刻，去问一下事情到底是如何的。南街村分田到户后，基本上每个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发展机会，因此正义是体现在机会平等之中的，然而正如长跑比赛，起点虽然相同，但最后总会有名次的差别。个人能力、机遇的不同，导致最后结果的不同。有的人富足，有的人贫困。其实这也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如何解决公平竞争之后所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④]。

也正是在一情况下，南街村人选择了公有制的道路，那么针对这一选择或者这一选择的“出现”，我想继续福柯的一种分析方法，福柯说：“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⑤]那么基于福柯的思路，出现只是各种力量的登场，而不是各种力量作用的终结。对于南街村而言，其选择这种公有制也是在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一个暂时的结果，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力量相互发动的斗争或针对不利环境发动的斗争”[⑥]，去说明南街村现有的制度结构作为一种力量如何在昔日的“斗争”中由“幕后”跃到“台前”，成为今日的这种暂时凝滞的状态。[⑦]

根据我所调查到的资料所显示，南街村在分田到户之后的几年内，由于贫富差距的产生，村民们愤怨颇多，“大字报”贴到了村长家门口，以及村民们怀疑村干部贪污，竟告到了县政府。无论贪污是否存在，这暂且不论，我们可以发现村民的这些行为是基于一种嫉妒的心理和依赖或耍赖的品行导致的。在一开始，机会是平等的。但是，一旦差距产生，且不论差距如何产生的，必然存在着不公平或者不正义。于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包括村干部），必然存在着违法的事由。在他们的眼中，有着这样的简单逻辑，为富必定不仁。我之所以提到了村民的这两个行为，而没有论及由于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犯罪案件的增多等现象是有我的理由的。首先，南街村现有制度结构的选择者恰恰是这两个行为的直接针对者或者直接受到损害者——村干部。任何人在面临威胁的时候，都会保护自己渡过难关。再次，这种嫉妒性的心理行为和耍赖的品质后来变成了群体性的共同行为，几乎所有的不是富裕的村民都参加到了这个行列中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出现”所提供的“非虚空的舞台上”起了主导性的力量。[⑧]最后，这两种行为直接损害了村干部的名誉，这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重面子，重名誉”的习俗下是极具有杀伤力的。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南街村人在这种“我日子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的心理促使下，选择了所有的人都均等的公有制制度。

由我的分析可以看出，南街村领导干部在当时正面临着第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消解民怨，其次是如何带林村民走向致富。南街村领导干部正面临着执政危机。

其实，这样的难题并不是在南街村第一次出现，古人早就提出了两个极具功能性的解决方案，一是复古，二是改革。复古有助于借助旧有的权威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和实践的可行性。改革，有利于破除旧习，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有不成功就成仁的可能性。所以说，复古是简单而且又易行的。南街村人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即他们重拾毛泽东的那一套做法，利用并大力宣传“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在南街村仍然具有号召力和凝聚性的口号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实，早在几千年前，至圣先师孔子便说过“必也正名乎”[⑨]。

可能我的分析不那么令人信服，或者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对于南街村人可能尤为如此），或许会认为我对南街村有污蔑之意，是一种极大程度的曲解。令人不舒服的还在于我分析的南街村此种制度的起源问题，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解说，是王洪彬（南街村党委书记）或者南街村人英明睿智的选择了此种适合于南街村人的模式，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常常已经习惯了美化初始，美化起源，因为，一个美好的开始就不自觉地被我们赋予了正当性。于是，我们也习惯了美化起源，即使起当时如何丑陋不堪，于是有高祖斩白蛇这一神圣的传说。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开始或者起源是不具有伦理价值性的。我们可以想一想福柯笔下那只站在入口处，做着鬼脸，拖着人们衣服下摆的猿猴。[⑩]这是何等的一种搞笑和讽刺。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起源的美化者往往是其本人。尼采也在分析“善”的起源时说：“对‘善’的判断并非起源于那些受益于善行的人，正是那些‘善人’自己才是这一判断的起源”[⑪]。

那么给予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我要对那些对于我的批评做一下辩解，我的情感是由好恶的，但我的分析是中立的。

行文至此，第一个问题已部分解决了，但是任何一个人选择一样东西，应该都是有所需求俄的或者说此物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南街村选择此种制度也不例外。其选择的原因不仅仅是我上面的论述的，虽然上面的原因是主要原因。可能下文的论述会比较悦耳一些。

          二 对现行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论述本章节时我坐了一个简单的数据调查和统计[⑫]。使用百度这一搜索工具搜索“南街村”，我们会发现大约有65，200篇文章，其中排在首位的网页是“红色亿元村”，这个网页是南街村自己对外宣传的网页，其浏览量位居有关南街村内容的个网页之首。标题“红色亿元村”便显示了南街村的两大特色，红色是指其选择的公有制发展模式，亿元村指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南街村人以及其他众多的参观者都说是南街人正确的选择了公有制的发展模式，才有经济上的巨大发展。那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对这种说法打一个问号，即这种模式与南街村的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调查中，南街村人尤其是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斌曾一再强调“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南街村的今天”。那么，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思想在南街村是如何起作用的或者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此之间，我会分析南街村人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样的。本章节会延续上一章节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以及分析结果，并力求有所突破。

南街村实行公有制之后，村民们上缴个人的财产。其中有砖厂，通过对砖厂的几年运营，以及上交的财产，南街村完成了初步的资金积累，之后建立了南街村面粉厂、方便面厂、食品厂等。联系我再上一章节有关南街村领导干部面临的执政危机问题的论述，再对这一段话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南街村临领导在几年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么几个问题。1、讲村民对领导干部的抱怨问题转化为让村民去发展经济，或者说把一个政治危机问题转化为经济发展问题。在此期间，利用军队上的管理方法管理村民，利用毛时期大力宣传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统一村民的认识。2、公有制的形成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这种方法避免了村集资所产生的弊端和局限性，村集资是一种略带强制性的手段，且汇集的资金数量较少，而公有制则不然。3、完成了从农业发展向工业发展的转变，或者说完成了一个从低收入的行业向高收入高产值的行业的转变。这一点在南街村的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此，下文将有论述。

南进村企业创立的时间大约是在1987—1991年之间，此时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摇摆不定，且南街村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没有碰到此时期大多数企业关于财产私有，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南街村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产值一路飙升。1992年产值超过一亿。经济上的成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心得到了稳定，也解决了执政危机问题。

南街村人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下述的这些问题自始就存在于南街村的发展过程中，并逐渐凸显。

（一）   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极不全面

在调查之中，我曾做过一个大致的数据统计，在1998年以前，南街村村委、党委、企业三套领导班子的成员全部为南街村人。其学历最高为大专且只有一人。至2005年3月份左右南街村领导岗位进行调整，其中村党两委成员仍然是南街村人，企业班子中领导成员有1/4为非南街村人，其中多为聘请的专业人才，最高学历为研究生，专业以技术型人才为主，管理型专业人才只有两位，其最高职位为集团公司副总。通过我的叙述可以看出南街村人是在以自己的水平理解毛泽东思想的[⑬]。但是由于水平的限制，如领导人的文化程度，从我的书据调查中可以看出，使其不可能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我坐了一个调查，在这一问题中“你们认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绝大多数的人的回答是“实事求是”和“集体主义精神”[⑭]。其实之所以这么理解，我想是有很大的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领导班子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李泽厚所分析的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南街村人在选择毛泽东思想治村，选择公有制经济时，便把其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是用来解决现实中的活生生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其没有且由于其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不可能从总体上去理解涉及各个方面的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区建构各个方面的制度。在此期间，没有idea只有how，一如李泽厚所说的“中国人从来少有‘什么是’，极少有Being和Idea的问题，而总是how（如何）”[⑮]。这一点也可以由我上文对为什么选择自忠范占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对我的论述和所使用的词语——执政危机、领导人——以及从一个全局的角度进行分析感到不理解，在此有必要作一点说明。上文的分析之所以有这个角度切入是由我的理由的。一如，我在本文开始就提出，本文把南街村看作一个“城邦”，而不是一个农村来分析。虽然说在理论上我国的村委会，是一个村民自治性的组织，不具有行政性色彩，但是南街村由于自身发展的壮大以及诸多地方政策的照顾，已经具有极大的行政色彩了（关于此，请看注释）[⑯]。指出这一点乃在于说明，在南街村或者说相对于中国其他广大农村，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其他文件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分量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南街村标榜以毛泽东思想治村，毛泽东思想会涉及和也应该涉及南街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作为南街村的领导人和领导班子需具有统帅全局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意识。或者说需要建构行的意识和思维。而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关于此，我在与其党委书记座谈的时候，曾提出南街村在新的时期是否应该和是否会重新解释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回答是，毛泽东思想不需要解释和发展。在南街村的东方红广场处理的汉白玉毛泽东雕像的座基上可由南街村党委书记的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南街村人至少是南街村领导干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⑰]。

（二）   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是一把双刃剑

南街村在内部实行集体所有制，套用南街村党委书记的一句话说“南街村的每一草每一木都姓公”，但是南街村周围广大的地区并不是实行这样的制度，通过对比和分析，我将论证我的观点，即不论从南街村内部和外部来说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对于南街村村民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南街村的公有制经济或者共产主义经济为人诟病已久。[⑱]但是这20多年的发展所取得成就却是不可辩驳的，为什么这些批评纷纷溃散？我将以我所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托，尽量避免理论上的论争，具体考察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而不是人们习惯上认为的公有制。

在分析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时，我注意到其公有制体现在1、生产资料的公有 2、由生活资料上的部分公有所实行的“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不是按需分配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工资制度的变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是公有制经济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方面，譬如说任何一种经济模型中都会存在众多的市场。但是，南街村所实行的经济制度中并不存在市场这一概念。市场所起的作用之一是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调配。但是南街村内部呢？如图所示：




包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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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粉厂———→





方便面厂






食品厂





———→流向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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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公司


这是南街村内部几个企业的产品流通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产品产值的最终实现，利润的最终获得市通过外部市场来完成的。而外部市场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南街村要想实现收益，必须遵从外部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如金融制度、企业设立的制度等。在其内部产品流通链中，是没有产值增加、利润产生的。由这个结论可以看出，市场是不成立的，其公有制经济与通常所认为的是不同的。而人们的批评却不是着眼于南街村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即批评的是公有制经济的一套理论，而不是南街村的公有制体制。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差存在，批评者没有详细的调查，便胡乱发言。另一方面则是媒体和南街村蓄意炒作的结果，致使出现了三人成虎的原因。[⑲]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双方为匣子里苹果的酸甜争得死去活来，殊不知匣子里是桃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本小节的标题中写道“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是一把双刃剑”并设为黑体字以示说明。


南街村现有的体制下，南街村居民可实际支配的财产有每月发放的福利和少量的工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曾在上文提到南街村的分配制度是工资制度的一种变化。那么，若把福利折算成工资，以工资的形式发放下来，那么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1、前者对既定的生活用品和少量的工资享有支配权，后者可以对生活用品的种类、树木、以及数量做出选择。还可以对是否使用作出选择。另外也可以享有少量的工资。2、前者对生活作出的购买预期（如购买一件高消费品）以及储存定量货币的预期只能通过手中少量的工资这一现金货币来实现。后者可以通过减少生活日用品的使用以及不使用来节省下更多的货币来达成自己的预期，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较为容易。3、在前者中，富丽的发放与否，以及发放的种类多少，不仅与其在企业中工作的业绩挂钩，而且与村规民约挂钩。后者工资的多少，只与企业的规定挂钩。相对而言，后者的工资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

通过以上三点比较可以发现，南街村人可实际自由支配的货币资本是少量的，即便是把福利折算成工资，也可以发现，工资的绝大部分用于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也就是说恩格尔系数是相当大的[⑳]。

南街村通过公有制的形式完成了资本的聚集和掌控，但是却在无形之中通过压制几乎每一个人的消费欲望，剥夺几乎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来达到的。所以我说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是一把双刃剑。

不过，说南街村所实行的公有制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我下文所分析的。

南街村现存制度能够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南街村的企业所得利润能够支持居民福利的发放。我曾在上文的分析中提及，南街村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完成了从农业发展向工业发展的转变，或者说完成了一个从低收入的行业向高收入高产值的行业的转变。我们考察一下“大锅饭”现象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由于产权的初始界定不明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雄厚的资本挤出来支撑这种制度的运行。也就是说南街村现在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且不管其运行的有效还是无效，全部靠南街村的企业能够保持盈利。但是，一旦企业不再盈利或者倒闭呢？在中国来说一家企业倒闭或者一个集团公司倒闭并不少见，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调查得知，南街村企业自1998年以来一直走下坡路[21]，村民们的福利数量也相应的较少了。但是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倘若南街村企业倒闭，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由于集团公司隶属于村委，且南街村实行公有制，也就是说将会以全村的所有资产进行抵债。这些资产包括村民的福利，乃至住房。也就是说，南街村人时刻面临着无处可居的危险。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由于南街村“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使村民可实际掌握和支配的货币很少，南街村人何以为生呢？或许真的连余华笔下的许三观一家都不如，许三观一家靠平时的省吃俭用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关[22]，而南街村人呢？

（三）   民主制度的极不完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

南街村人的个人权利受到限制除了我在上文中论及的不能自主选择消费之外，还包括个人意见的处理等问题，下文我将由民主制度入手来分析此问题。

简单的说来，我们将民主定义为一人一票，这里的票就代表着持票人的意愿，投票箱起着一个意愿筛选器的作用（即一定会有所筛选，不会全部选择）。当票进入投票箱的那一刻，它的命运以及个人的选择以成既定，不可更改。即要么成为主导意见，要么被抛弃。这些被抛弃的人将何去何从？其实，这些人或许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服从既有的选择。因为民主决策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

问题接踵而至，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少数服从多数？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高明与否，尽在于此。南街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在与南街村党委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座谈的时候曾提到如何对待少数人的意见的问题。当时得到的回答是“由于我们领导干部来源于人们群众的精英···，因此，对于持少数意见的群众，我们可以教育他们，使他们融入到大集体中来”。

这个回答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23]，但是这番话却表明了南街村所采用的方法——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既定的，即要使其融入到大集体中来。在此，教育起了一个模型的作用，即出炉的一定是按照模子来制造的。关于到底是如何教育，以及教育不成功如何处置，我没有调查到相应的资料。但是我们由其村规民约上的惩罚措施——关禁闭和在民兵连强制服役以及扣除福利——以及南街村一贯倡导的集体大于个人，可以推测得知，若真的教育不成功，便会被认为不爱集体和不以大局为重。在南街村星级文明户评比中，有“吃亏星”其评比标准为甘愿吃亏、常年坚持等[24]。星级户的评比与福利的发放多少挂钩。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推测，但是我相信我的推测是站的住脚的。由我的注23以及南街村所采用的类似于军队的管理方法管理村民可以看出，南街村时要求令行禁止的。因此，他们要求的是对命令地服从。

固然说在南街村如何教育我没有调查到资料，但是我想就教育这种方法作一下解说，因为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极有可能演化成一种带有强制力的统治方式。

我认为中国文化是经“教养”而流传的。所谓“教”是教授，“养”指潜移默化。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人是出生在一个先他而存在的环境之中的，在此环境之中只需要模仿和熟习即可[25]，辩驳是无需存在的。那么教授的相对方则是拷贝和模仿。潜移默化与熟习相对应，论及及此，此种教育方式看不出什么危害，但是我们想一想，正是这种定势的文化产生了鲁迅笔下的吃人的文化。我们再想一想福柯曾经论述过的学校、医院、收容所所具有的惩罚功能[26]。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想一下房龙笔下的那个先驱者，被其同村的村民视作异教徒而被乱石砸死[27]。我们可以发现，“教养”这种方式有时是极度缺少“宽容”（借用房龙的一本书名）的。

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能更好地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呢？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转换一种叙述方式，其实上面的叙述方式只是诸多叙述方式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我将运用科斯的语言来进行一次复述，叙述的对象或个案（case）虽然相同，但是思路和结果是迥然不同的。

不论人们投弃权、赞成或者否决票，但是具有相同意愿的人总可以形成一个政党或者团体，当然前提是能够自由联合。投票的标的可以视为一项权利。倘若权利可以自由交易，且交易成本为零，则不论此项权利归属于谁，不享有该权利的正当或者团体就会愿意“贿赂”拥有此权利的正当或者团体，来进行购买此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因为只要贿赂一点，便可以分得此权利一杯羹，所以贿赂的金额最高也会达到不享有此权利时带来的损失。但是最优的结果并非是某一个政党或者团体拥有此权利，而是共同拥有。

按照科斯定理的方式进行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或者套用国际政治上常用的一个词语，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法。当然，此种论述只是一个模型，其成立依托于众多的假设前提条件，而且这些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成立的[28]。但是，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角度，他告诉了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和思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我看来，它的作用不只这些。

         三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做一些说明和自我批评。

本文的材料是我随烟台大学法学院“心系三农”学社2005年暑期赴河南南街村社会调研时所得。历时七天，我和队友们踏遍了整个南街村，走访调查了绝大多数企业和村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我将向我的朋友表示感谢，同时感谢这个学社，几年来，它坚持走实证调查的路子，不轻信人言，不盲从，肯吃苦，。

其次，我想做一下自我批评，这是我写文章的一个惯例[29]。

首先本文的引证和脚注多达29个。在我看来，颇有掉书袋之嫌，扯大旗做虎皮之疑。我欣赏的文风是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费老一本《乡土中国》只有几个脚注。我想我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我还未能形成字的风格，还未能讲书中的思想融会贯通，不能将其变为自己的语言道出。这是水平的不足，我将去努力学习。另外，脚注特别多，还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困难，在此一并道歉。但是我觉得我的脚注写得也很不错。

其次，本文研究论证的面特别广，不免论证无力且论证的问题本身就不存在。而且，由于面特别广，导致了逻辑松散。这些错误只能期待读者予以指出了。谢谢！

最后，可能我对所引用书籍的内容没有理解透，致使出现印证的内容与论证的内容不吻合这样的错误。这些错误也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2005年8月13日凌晨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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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还可以运用“特区”等概念来分析南街村，不过“特区”是经过经国家批准且有更多经济方面的内涵，政策上只是照顾，而南街村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政治特点，即运用毛泽东思想治村。

[②] 农村本身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其组织性不强，且有谁看到现在的农村还像文革那个年代去集体学习党的文件，集体学习毛泽东思想，南街村却不然。

[③] 如南街村自己出版的几本书《中原风》《理想之光三部曲》中都有论及。

[④] 其实这不仅仅是南街村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即如何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⑤] 见《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福柯著，苏力译，李猛校。http://bbs.law.ytu.edu.cn/dispbbs.asp?boardID=62&ID=9063&page=1

[⑥] 同上。

[⑦] 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我的道理的。套用福柯的那句话“出现只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而不是力量作用的终结，因此，南街村的这种制度只是在这一段时间显露头角。其次，我在调查中也发现，这种制度的运作并不是一帆风顺，人们并不是对它很满意，固然说，不满意是一种正常状态，但是不满意也代表着存在么变革的可能性。关于此，后文另有论述和分析，福柯的那句话见注⑤。

[⑧] 引号内的内容见注⑤。

[⑨] 见《论语-子路第十三》关于正名历来有不同解释。本文采用“使其名义上正当”或者“师出有名”之意。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⑩]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试图通过指出人的神圣诞生，以图来唤醒他的至高无上感：而如今这条路已被禁行了，因为一只猿猴就站在那入口处，即使查拉图斯特拉自己也不例外，一直会有一只猴子根在他后面，调皮的拖着他衣服的下摆显示着他的起源。在这里，福柯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指出，任何对起源的美化对无济于事，因为自起源开始之时，一切发生过的事物都已成为定格。且起源（出现）只是各种力量登场的入口，而不是终结。关于文章的出处，见注⑤

[⑪] 选自尼采著《论道的谱系》，谢地坤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页11，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⑫] 这个调查是05年8月13日所作，所使用的数据和结果也截止到此日。

[⑬] 与其他的农村不同，南街村的特色就在于运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其村子处处凸现着毛泽东思想的痕迹。如，南街村的村委会、企业、银行、工商局、法庭的墙壁上都印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字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恰当与否也至关重要。

[⑭] 这个调查的调查对象有南街村党委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集团总公司下设的分公司的老总，以及部分村民。其实，关于南街村人尤其是南街村领导人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也可以由南街村设置在道路和墙壁上的标语内容探知一二。其中也是宣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⑮] 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版，页54。关于李泽厚所提出的“实用理性”，由他的多部著作都可以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⑯] 如本文一再提到的南街村设有专门的派出法庭、工商局、税务局、户籍管理大厅、派出所婚姻登记所、银行。南街村属于村一级组织，但是设立党委而不是党支部。还设有专门的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公共服务性机构。村子设有专门的民兵连保卫村子的安全。我在南街村档案馆查阅其2004年各部门各企业工作总结时，其中工商局上交给南街村村委的工作总结便赫然在列。从这些方面来说，南街村更像是一个社区或者城邦或者特区。由于南街村现在的治理颇具有军事化色彩，从其村规民约中可以看出，若有人违反村规，会受到关禁闭，在民兵连强制服役等典型的军队上的惩罚方法。基于这些，我选择了城邦这一概念。

[⑰] 其实也存在着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偏差问题。把毛泽东思想至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是不妥当的。

[⑱] 如多位经济学家曾专门到南街村调查并与南街村领导进行论战，指出公有制经济的缺陷，就是在我们到达的前不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曾就这些问题与南街村领导展开激烈的辩论。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以及参观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辩驳，并没有深入到南街村的具体制度里进行批评，因此显得空泛。

[⑲] 我在前往南街村的前一天曾与烟台市格调书店的老板闲聊我的此行，当时，他曾说南街村的名气之所以如此大，一部分原因是媒体炒作和南街村的故意宣传。提醒我不要被这些东西蒙蔽，调查一定要深入细致。另外，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些他掌握的关于南街村的信息。在南街村，我也深入走访，或许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⑳] 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恩格尔系数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即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21] 企业业绩下滑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的规范，以及其他竞争厂家的先后崛起，还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混乱。

[22]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页115——131。

[23] 此回答在许多地方存在纰漏，其中隐含了一个假设性的前提，领导干部一定是正确的，且一定会站在多多数人的立场中，这些假设性的前提是否成立都是很存在问题的。

[24] 见http://www.nanjiecun.cn/cun/cunwei.asp

[25]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之“乡土本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页10。

[26]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页36—39，42—48。

[27] 房龙：《宽容》高浩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页1—3。

[28] 在此，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但是可以通过多方买单的方法解决，权力的自由交换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29] 当然这或许是我的狡猾，因为我经常批评一些言论。那么，首先批评自己，说明我比较谦虚，同时也堵住了别人的批评之路。但是，这不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真的只想做得认真一些。